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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·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义勇军

核心提示: 1932年1月28日午夜,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,一·二八事变爆发。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之际,全国各界民众除了给予十九路军精神声援及物质援助外,还自发组织了大量抗日义勇军,在前线及后方协助军队抗战,使一·二八淞沪抗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。

1932年1月28日午夜,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,一·二八事变爆发。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之际,全国各界民众除了给予十九路军精神声援及物质援助外,还自发组织了大量抗日义勇军,在前线及后方协助军队抗战,使一·二八淞沪抗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。

各地义勇军纷起

九一八事变后,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、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自发组成的义勇军、救国军、自卫军等抗日武装,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。在关内,青年学生最先组织义勇军,在清华大学组织训练义勇军后,北平各校继之而起,上海各校也迅速组织义勇军及女子救护队。随后,各地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,实行军事训练。

日军的侵略战火在上海点燃后,各地义勇军纷纷自行组织来到上海,最著名的是冯庸大学义勇军。冯庸大学原在沈阳,九一八事变后被迫内迁北平。闻及上海战事爆发,校长冯庸即决定带队南下。他们先抵南京,向军政当局申请枪械未果,听闻日军援军抵沪,大战即在眼前,于是仓促乘火车赴沪。2月13日午后,他们到达上海真茹车站时,正值风雪交加,数百师生手执长棍、身背短刀,内有女生16名,与男生一致着戎装,“虽无利器在手,而艰苦卓绝之精神已予战地人民强烈之兴奋剂矣”。

一·二八事变前,上海各界为支援东北,已组织了大量义勇军。十九路军抗日枪声响起后,各义勇军迅速动员。如2月1日下午4时,上海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发出紧急动员令,令各分会义勇军于次日上午9时集中赴前方工作。同日晚7时,法政学院学生义勇军王伯颜、丁树藩等30余人在该校教官张城率领下赴真茹作战。

各路义勇军与十九路军接洽者源源不断,为统一指挥,十九路军先是任命第七十八师秘书徐名鸿专办此事,后特派高级参谋华振中、旅长翁照垣为义勇军正副总指挥。据十九路军战后统计,愿意接受指挥的共有59支义勇军,每支义勇军人数多者上千人,少者一二人。可惜的是,各项统一指挥的措施尚未施行,十九路军便于3月初全线退却,因此,各义勇军之参战者自始至终均分散于各部队之间,未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

开赴前线 协同作战

各路义勇军虽然不是正规军,没有足够的装备,也缺乏必要的训练,但在淞沪抗战中,不少义勇军队伍因战事的需要而勇敢地开赴战斗前线。

1月29日,十九路军在虬江路、宝山路、福生路及天通庵车站等处作战时,有千余名上海市义勇军加入到战斗中。这些义勇军“虽枪械稍觉缺乏,但冲锋陷阵,无队不奋勇当先”,在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上海本部时,义勇军曾包围了部分日军,并与敌展开肉搏,消灭其中大量日军,缴获枪械40余支。由上海励志社义勇军改编的抗日决死队第三大队第一队,奉十九路军命令,编成手榴弹队,于2月2日午间开赴前线,担任冲锋工作。

而在众多的义勇军中,退职军人抗日救国义勇军颇具特点,其成员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,“自接战后,颇称勇猛”。如1月29日,退职军人义勇军第四师旅副盛桂林率领便衣救护队30余人,路遇4名日军士兵殴打戏谑中国百姓,他们虽只配有刀斧,仍英勇上前解救,砍死1名、砍伤2名日军士兵;1月31日晚10时,退职军人义勇军一部于青云路遇见日军便衣队,发生战斗,士兵王子清受伤。而日军见中国军队有防备,只好退走。

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被十九路军誉为“各义勇军中之成绩最佳,参战最勇者”。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与十九路军官兵共同作战,也有部分在后方构筑预备阵地。上海市民联合会义勇军总人数达2000多人,是人数最多的一支。2月2日,市民联合会义勇军先锋队300余名,由总指挥王屏南率领,开赴闸北太阳庙平江公所,听候十九路军收编,加入战斗;次日又有200名开赴前线。

学生义勇军具有很高的参战热情,尤以复旦大学义勇军表现最为突出。战事初起,经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允许,复旦大学义勇军赴前线参加战斗,他们作战非常英勇,曾有数名伤亡。不久后,一五六旅司令部转移到闸北太阳庙,即令他们组成特务处随旅部工作,特务处分为五股,分别任谍报、汽车运输工作、民众慰劳品的整理、接待新闻记者及各界慰劳代表、审问汉奸敌探、战地宣传等工作。一五六旅移防吴淞后,复旦大学义勇军亦移驻大场,参与修筑防御工事。2月11日,他们又奉命至嘉定、南翔、昆山、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丹阳、镇江、扬州等地从事宣传工作。

此外,在十九路军作战时,尤其在闸北巷战中,有很多由当地工人、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义勇军仓促加入战斗,“以血肉与日军陆战队及便衣队相拼,协助我陆军作战”,但因缺乏组织,他们付出很大牺牲,伤亡无从统计。

后方服务军队及民众

各路义勇军大多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,战斗能力不足,所以参加第一线战斗的只占少数,大部分是在后方服务,从事救护伤兵、救济难民、守备后方、维护后方秩序等工作。

在后方服务的各路义勇军中,以上海各支童子军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,慕尔堂童子军活动尤为活跃。一·二八事变骤起,交战区域很多难民逃入租界,“夜深寒重,极感痛苦”,英租界慕尔堂童子军闻讯后连夜赶赴金荣小学借毛毯为难民御寒。1月31日,慕尔堂童子军理事会宣布招请600余人,成立童子军战地服务团,主要从事为军队输送物资、救助难民等工作。2月2日起,该童子军运输民众捐助的救济物品至真茹、南翔总部及交通处,每日数百件,“不畏危险,始终如一”。救护工作也取得了成效,至2月28日,该童子军在后方共举办难民收容所13处,另外“在闸北前线救出将死之同胞七百余人”。此外,他们还开展了侦察、招待、传递公文信件、维持秩序等工作,架设了昆山至常熟之电杆电线,并与湖南铁血团合作挖掘了苏州环城战壕。

上海华商纱花业义勇军是又一支在后方服务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队伍。他们组织于一·二八事变发生前4个月,接受过制式训练,共有250人,编为一个中队。开战后,周浦、杨思桥、周家渡保卫团以防地重要,周边又有兵工厂及弹药库为由,请义勇军联合协防。从1月29日开始,义勇军由中队长杨习贤率领,在周家渡等处挖掘战壕,“昼夜出防,万分尽力”,前后达30余日。此后,他们又派一部至十九路军上海兵站服务,负责运输军用品至苏州、昆山、太仓等处;派一部至昆山交通处,编为监护队,担任监视船舶运输、保护铁道及预备阵地等工作。

义勇军在淞沪的出现,促进了民众的觉醒,鼓舞了士气,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:“上海工人、学生、妇女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、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,他们深入前线,协同部队作战,使淞沪抗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,第十九路军才能以劣势装备与日本部队交战一个月零二天之久。”

来源:中国档案报